钢化玻璃功能特性与质量

只有这样，制度设计才符合宪法的目标。

越来越多的人问及我同一个问题：区块链到底有什么用？啥叫ICO？现在去挖矿还能赚钱吗？区块链会取代今天的互联网格局吗？ 这些问题关系未来人与人的关系，关系未来的社会制度。区块链在适用房屋交易时同样会碰到难题。

当然，为了方便使用，Eth-Tweet还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功能，即发布者自己可以删除自己发布的信息，事实上，这里并不是真的把这条信息从数据中删掉，要知道已经形成的区块链信息是任何人都无法删除的，这里所谓的信息删除，只是在功能上给予信息发布者的一项权利，只不过，他只能删除他自己的信息，而无法去管理别人的信息。要知道，由于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帐本，所有的智能合约的代码和数据，并不是存储在一个大的中心服务器上的，而是分步在每一个终端电脑上的。我将在下面的智能合约部分进一步阐述这一逻辑起点的重要性。显然，如果用区块链来布局微博（微信），信息将处于一个近乎完全自由的状态，不存在中心服务器，也就不存在真正的监管者，或者说，没人能把信息删掉。它利用了区块链中的联盟链概念，要知道分布式记账的最大好处便是信息不可篡改，借此来追溯产品供应链来源是最为可靠的，以牛奶为例，销售商之上系生产商，生产商之上是养牛场，总之通过联盟链，就可以追溯供应链的全部真实信息。

我们在实际中也曾看到过很多案例：众筹发起人逃跑或毁坏帐本的情况下，众筹帐目就完全变成了一团糊涂帐。我在实验当中布署过智能合约。而且，先修改宪法，再制定监察法，在技术上也不是一件难事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，一次性就可以解决。

三是，由全国人大在监察法的第一条明确写上本法是根据宪法第2条、第3条、第62条的规定制定的，这就非常清楚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，表明了这部法律与宪法的关系，把监察法与宪法自然地联接起来，不存在违宪的嫌疑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说一声不修宪，太沉重，太孤独。所以，宪法虽然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，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，制定监察法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，在监察法之前要不要修宪，所涉问题的关键，就在这里。

但相对于几十年的政权运行格局来说，即便几年后制定实施的监察法，也仍然显得有些仓促，一下子与宪法法律的其他环节全部衔接上，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如果这次制定监察法，又要修宪，就意味着第5次修改，即平均每7年修改一次了，频率不可谓不高。

有的观点可能会说，看不清楚的，就少写两句。宪法允许我们闯荡改革，甚至允许我们犯错误，但是，它不允许我们任性地把自己的错误强加于它，不允许我们打着它的旗号犯错误。宪法是根本法没有疑问，但全国人大是修改宪法的主体，其制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本身也具有宪法的性质，就是宪法性法律，与宪法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。第二，只有对宪法明文规定要做否定性变化时，才可以修改，不涉及宪法条文否定性变革的就不改，尽量对条文做扩大解释。

通常的说法是，可改可不改的不改。它在宽广和包容中透出不可侵犯的威严。这次制定监察法引起的宪法修改问题的讨论，是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如果有关方面以制定监察法为契机，对特定历史时期宪法修改的条件和标准做系统研究，这一讨论就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。以制定监察法为例，在宪法修改的相关方面，是不是就可以确立以下原则： 第一，只有对宪法中的国家性质、国家根本政治制度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等根本性的事项，必须进行重大改变的时候，才能修改宪法。

所以，现在要加紧制定的监察法，作为一部重大的改革性法律，它的优点很明显，但可能出现和面临的问题也会很多。需要引起注意的是，修改宪法有利，但也有弊，在考虑修宪之利时，应当考虑修宪之弊。

类似这样的情况还不少。但是，如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言，宪法第2条、第3条和第62条的规定，清清楚楚地能够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找到解释和包容的空间，为什么不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空间为监察委员会确立依据，而一定要修改宪法另作规定呢？ 总结过去就会发现，对于修改或者不修改宪法，我们历来就有两种态度。

几个月行不行，一年行不行？二年、三年、甚至五年、十年，行不行？现在并没有答案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，宪法没有明确授权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不能立法了，这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念精神。比如行政机关，因为担心这些机关在缺乏法的规定的情况下，损害相对人权利。这样，制定监察法就涉及一个如何认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问题。因此，必须先修改宪法，在宪法中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，再制定监察法，这样才名正言顺，才能维护宪法权威。这对实现依宪治国，巩固宪法权威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如果可以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，制定监察法，推进监察体制改革，我们就应当对修宪十分克制，加强解释宣传，尽量避免修宪。在这方面，需要加深对一系列根本制度、基本制度的把握理解，凡是可以通过对这些制度进行解释或者发展包容的事项，一律不修改。

因为很多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容易被找到不甚符合宪法的问题，如果一发现问题就要修改宪法，那么，宪法就会变得支离破碎、面目全非，宪法的权威和根基就会动摇。世事沧桑，潮流浩荡，即使我们在踢打滚爬中犯了错误，但只要我们积累了经验，改正了错误，变得成熟起来，宪法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，仍然会欢迎我们回归它的怀抱。

六、监察委员会如何写进宪法，是一个难题 如果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，对国家机构进行统筹安排，怎么写监察委员会，都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比如，现在推进监察体制改革，需要制定监察法。

二、建议慎重研究修宪的条件和标准 长期以来，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修宪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当修宪，我们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。据笔者听闻，1988年那次修宪，有关方面要将允许私营经济发展，以及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的内容写进宪法，彭真就不赞成。但是，为避免改革陷于混乱甚至违法的境地，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，目的是要让改革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，而重大改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，有出现问题甚至失败的可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必须放松对法的稳定性的要求。比如，行政机关有为社会服务的职责，但有些服务没有法的授权，行政机关也应当做，就不能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来做懒政、怠政的理由。

传统的理解中，我们认为，一部法制定后就应当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，不能动辄立改废，这样才能维护法的权威。可以说，监察体制改革，应当重在制定法律，而不宜重在修宪

其二，《监察法（草案）》授权监察机关采取的某些较严重涉及被监察人人身权、财产权的调查措施，如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搜查、通缉、限制出境等，但没有规定作出这些决定的主体和程序：这些决定是由监察机关调查人员作出，还是由监察机关某一主管负责人作出，或者是应由监察机关全体负责人集体决定作出？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搜查决定，是否应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？如果监察法立法不明确决定主体和程序，就可能发生滥用这些措施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风险。依《监察法（草案）》，这些机构将转隶监察机关，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。

以上五项，在实现监察法立法规范监察行为，防止滥用职权，保护人权的立法目的方面，应该说是有力和有效的。例如，第41条规定监察机关对被留置人进行讯问应合理安排时间和时长。

但是，草案在兼顾这两个目的上也有不足之处，有加以进一步改进、完善的较大空间。就构建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、机制，加大反腐败力度，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的目的而言，《监察法（草案）》主要设计和规定了下述五个方面的规范和制度： 其一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进行全面和直接的领导，保障国家监察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（见草案第2条）。审视目前公布的《监察法（草案）》的整个条文，应该说，这两个目的都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，在草案中都有比较好的体现。其五，监察机关可行使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搜查、留置等15项监察权限和手段（见草案第4、5章）。

比较现行三个诉讼法，均规定的是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和个人（而非任何组织和个人）的干涉。什么是严格的批准手续？是应经本级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，还是应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，或者是应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批准？ 再如，第45条规定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，对于证据不足、犯罪行为较轻，或者没有犯罪事实的，应当征求监察机关的意见并报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，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。

姜明安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，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反腐败 。以上五个方面，对于实现监察法立法构建集中统一和权威高效的反腐体制、机制的目的，其力度无疑是既大且实的。

其五，严禁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。进行讯问、查封、扣押等应全过程录音录相等（见草案第41条）。